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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下旬，形势急转。从发改委、交通运输部到国务院常务会议并最终至中央政治局会议，一系列新的表述不断出现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再次被凸显，7月3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提出“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”。“目前重提基础设施投资有现实性，有必要性，要先把经济稳住，但是也要看到目前中国固定投资产出比在不断降低，是否能够起到良好的效果还需要观察。此前的经历已经显示，这一模式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并不一定都是积极的影响”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对经济观察报表示。

事实上，“网红”早已演化为一个属性不明、意义万千的词语。一方面，一些“网红”确实有强大的吸金能力，不管是进军时尚行业，还是开网店、直播卖货，其流量IP的变现能力甚至让一些明星都眼红；另一方面，不少“网红”又丑闻缠身，整容、炫富、卖假货，当然，更有一些“想做而做不得网红”的素人，为了吸粉秀下限、无所不用其极，几年下来，“网红”这个原本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词语，早就迅速贬值。可以说，互联网江湖风起云涌，千千万“网红”前“黑”后继。

令人不解的是，前后半年不到，湖南高科曾获取康泰生物股份的成本为2.1822 元/股，但是随即转手却以1.70元/股低价转让，这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呢？对于股份低价转让事宜，康泰生物在冲刺IPO时也曾被监管发行部直接问询相关问题。尽管其历史沿革中也提到有履行相关手续程序，但是国投高科以2.18元/股买入再以1.7元/股亏本转让深圳瑞源达，这种不符合逻辑的操作实在令人不解，况且前后交易时间很短（半年不到）。

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提出相对收入消费理论，相对收入理论认为，消费不仅和当期收入相关，还会受到过去的消费习惯及周围消费水准的影响，从而消费是相对地决定的。一方面消费受过去消费习惯影响，消费容易受收入增加而增加，但不易随收入降低而减少。另一方面，消费者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与周围人群的消费倾向保持一致。因此，即使两个不同群体消费者的绝对收入水平相同，来自高边际消费倾向群体的消费者通常会消费更多，储蓄更少，而低边际消费倾向群体的消费者则消费更少，储蓄更多。但目前对相对收入理论的讨论较少。

公开信落款是 Micro-Soft 普通合伙人，比尔·盖茨。盖茨跟保罗·艾伦 1975 年创办微软，为 MITS 公司的电脑开发了 Altair BASIC 程序，指望买了电脑、用了他们开发软件的用户付版权费。之后盖茨发现只有不到 10% 的 Altair 用户购买 BASIC 程序，但市场上在用 BASIC 的用户数则远超这一比例。1975 年年末，微软一卷储存着预发行的 Altair BASIC 的打孔纸带消失了，然后有 50 份 Altair BASIC 未授权的拷贝出现在一个黑客聚会上。这也是催生盖茨那封宣言的导火索之一。

从结构上看，二战后日本消费结构持续升级，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平成金融危机的24%左右。90年代以来下降幅度很小，且近几年因消费税提高、“家庭小型化，从在家做饭转为外出就餐”的生活方式改变、餐饮娱乐化，食品支出占比上升，2017年为23.9%，为1990年来的次高水平，消费升级趋势接近停滞。此外，日本统计局统计的居民消费类别中的“其他支出”自90年代以来长期下行。这一类别主要包括社交支出、赠与支出等，在泡沫经济时代的占比曾最高达到25%。其金额占比的下降反映了日本经济增长乏力，居民商务及私人社交生活减少的情况。交通通信、医疗保健、教育娱乐的占比总体在不断提高，服务类消费占比提高至55.7%。